图片石川澪 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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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论文

第七届中国对子甘棠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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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录：本文安身钟云舫联稿第一联《吊鲍武襄》，试从清代至民国发行问世的正史、稗史、条记、札记之中搜寻陈迹，呈报晚清湘军名将鲍超的谥号何故会由“忠壮”变成“武襄”；并结合钟云舫与鲍超的生平，分析钟云舫何故将我方《振振堂联稿》的开篇之作定为《吊鲍武襄》。

要津词：钟云舫；鲍超；武襄；刘铭传；薛福成

参考文件：《清史稿》《庸盦国际文编》《庸盦条记》《见闻琐录》《清稗类钞》《异辞录》等

致谢：俞劭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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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闻明联家，重庆江津东谈主钟云舫（1847—1911）在他的《振振堂联稿》中的第一联，题为《吊鲍武襄》。无间而言，一部自选文集的开卷之作是颇有负责的，它频频是作家平生惬心之力作。以常理度之，算作“长联圣手”的钟氏对我方平生最长的作品、长达一千六百余字的《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理当是自发最有份量、最为特殊、也最为惬心的，可是此联的排位规定屈居第二。

《吊鲍武襄》之吊，古作“弔”。此字多义，而在楹联这一特殊文体之中，它多暗意哀挽之义；而以此字伊始之联题，则多为挽联。这部凝华着钟云舫一世心血的联稿，何故会用一副挽联算作开篇之作？而联题中的“鲍武襄”又是何东谈主？此公于钟氏而言，有何磋议石川澪 白虎，又有何特殊真理？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钟氏把这副挽联算作开卷之作？

笔者逐一试析如下。

在这副挽联之前，钟氏有如斯一段媒介：“此公于我风牛马不相及也，因久系南冠，与个中东谈主谈及此公当日，身没未久，其子亦被祸久拘，故籍此羽觞消予块垒，否则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也。”第一句话即布置明晰他与这位“鲍武襄”的相关，风牛马不相及。既然毫无磋议，他又何故如斯垂青此东谈主此联？钟氏自谓“因久系南冠”。南冠，乃囚犯之代称，如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念念侵。”钟氏曾因被东谈主谗谄，羁押于成都待质所达两年之久，故用此典。块垒，喻胸中郁结之气，多指愁苦气愤之情，此处即谓他被东谈主谗谄之冤情郁积在胸，无可摒除。“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则出自一个文学界逸事。南唐中主李璟问他的宰相冯延巳：“'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帝王以臣子《谒金门》里的名句来玩笑臣子。冯相答曰：“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也。”这个呈报甚为高明，有趣是既然“吹绉一池春水”不干我事，那“小楼吹彻玉笙寒”又干你甚事？冯所用之句，恰是李璟《摊破浣溪沙》里的名句，故此语一出，二东谈主绣花一笑。钟氏在媒介顶用此故实，有趣便很明晰了：不干你鲍武襄之事，不外是借《吊鲍武襄》之联一浇胸中郁积之气完了。

鲍武襄者，以钟云舫联语而断，定是鲍超（1828—1886）无疑。其东谈主乃晚清湘军中的四川籍名将，军功赫赫，勋名赫赫，钟云舫在联语中已有大批褒扬之语，不赘。可是此处有个极大的疑问，鲍超身后朝廷所赠谥号乃“忠壮”（《清史稿·传记一百九十六》），而非“武襄”。

“武襄”这个谥号，大抵不错诱骗为以武力为闲散王朝统帅而作念出庞大孝顺的东谈主，是武将之中等第很高的好意思谥。清承明制，定谥属礼部，谥法中对“襄”的界说有二，其一，“辟地有德曰襄。取之以义。”其二，“甲胄有劳曰襄。亟征伐。”

历史上被谥“武襄”者，以宋明两代较为纠合，最负有名的莫过于北宋名将狄青；其次乃明代抗倭名将、与戚继光并称“俞龙戚虎”的俞大猷，又有明宪宗赐谥的朱谦；其余尚有几位姓杨的武襄申明均不甚显，如靖康之难时绝食而死的武状元杨友，明英宗朝戍边的大将杨洪，念念宗朝的太傅杨肇基等。

有清一代获谥“武襄”者，仅三位良友：冷格里（《清史稿·传记十四》）、卓布泰（《清史稿·传记二十三》）、鄂克逊（《清史稿·传记四十五》）。冷格里是从小便随着太祖努尔哈赤、其后又随着太宗皇太极打天地的建国功臣，于满清入关后的顺治朝追谥武襄；卓布泰乃鳌拜之兄，太宗朝大将，入关后讨李自成、攻打云贵直至越南，后因鳌拜事被夺世职，于康熙十七年卒，谥武襄；鄂克逊在康熙年间平吴三桂之乱时立有大功，活到了八十八岁，至雍正七年方卒，谥武襄。不错看出，这三位都是在清朝建国定山河技能立下赫赫军功的满东谈主，顺治、康熙、雍正，每朝仅谥“武襄”一东谈主，且仅限满东谈主。自雍正七年直至宣统年间的二百年里，再未有过，可见此谥之尊严。

而与鲍超同期代的湘系东谈主物之中，得能获“襄”字好意思谥的，唯有二东谈主：一为湘军将士称之为“季帅”的左宗棠，得谥“文襄”；二为曾国藩九弟、湘军中被称为“九帅”的曾国荃，得谥“忠襄”。鲍超是无法跟这两位分量级东谈主物等量都不雅的，东谈主家是“帅”，他仅仅“将”；武功也摆在哪里，前者复原新疆，后者复原天京，皆相宜谥法界说的圭臬。鲍超的身份地位、功勋战绩是不可能得到“襄”字好意思谥的，更不可能得到“武襄”。那么钟氏为何称其为“鲍武襄”？在钟氏之前，有莫得东谈主也如斯称号？

有。晚清技能的念念想家兼酬酢家薛福成（1838—1894）。

薛福成字叔耘，比鲍超小十岁，“鲍武襄”三字，最早便出自于他的条记。先梳理一下薛鲍二东谈主的生平简历：1838年，薛福成出身于无锡一个家学渊源，父亲薛湘为谈光廿五年进士，擅长八股，其文东谈主称“薛调”，颇负有名。1858年，太平天堂开放进行得热火朝天之时，20岁的薛福成得中秀才；其时30岁的鲍超在湘军中已是转斗千里、声势赫赫。1865年，27岁的薛福成干预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幕府；其时鲍超回乡葬亲，次年即发生尹隆河之战，此战于鲍超至关紧要，且先按下不表。1872年，34岁的薛福成因曾国藩物化，离开曾府欲投北洋李鸿章幕未果，时薛为五品候补同知；同庚鲍超已在家乡奉节捐资修葺好因去年特大急流而损毁的文峰塔等古建。1874年，薛福成36岁时，同治帝病故，光绪帝登基，薛应诏陈言，上“治平六策”和“海防密议十条”万余言， 在野在野皆影响极大，薛至此整宿成名，时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立延其入幕；其时鲍超仍休闲于家乡奉节，无所算作。1880年，42岁的薛福成闻知朝廷欲用现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的英国东谈主赫德兼任总海防司司长，知此事万不可为，遂献策于李鸿章，并草拟上书朝廷，终使中国的海防大权不致落入外东谈主之手；而此时，52岁的鲍超也截至长达14年的休闲糊口，投降复出任湖南提督，募兵一万四千东谈主驻防直隶乐亭，不久便即裁军，鲍亦归；1884年，中法干戈爆发，其时薛福成被朝廷实授为四品宁绍台谈，治宁波府，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次年，47岁的薛福成和57岁的鲍超都出目下中法干戈战场的前方，仅仅前者在浙江，后者在云南：薛福成在其负责的位于宁波的海防营务处，通过各类表率耕种了浙江的防务水平，并互助巡抚刘秉璋取得了镇海口海战的见效；而此时的鲍超虽已大哥多病，仍奉旨即行，星夜调集旧部、招募兵勇，驰奔云南，驻防于云南马白关外，后清廷与法国议和，须臾撤防，鲍超愤愤不已，于次年病故。后数年，薛福成以二品顶戴，三品京堂候补的身份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大臣，转头后不数日亦病一火。

通过上头的对比，不错看出薛鲍二东谈主的生命轨迹虽未产生杂乱，更谈不上有何交情，可是薛氏所处的位置偏巧又决定了他条记的要紧性：七年曾幕，十年李幕，东主皆是那时中国最为显赫、一时无二的显耀，他更是平直参与了中法干戈且出使四国，是洋务派的代表东谈主物，他的老到和识见，同期代的无意唯有郭嵩焘、曾纪泽等少数几东谈主才能比得上。“鲍武襄”三字，便出自他的条记——《庸盦条记》与《庸盦国际文编》里。

“条记”是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意谓漫条记录之言，属野史类史学文学，不像纪传体和纪年体那样矜重和负责，凡是见闻、杂录、阅兵、辨证等等，皆可归入。以薛福成这样资深幕僚出身的堂堂朝廷命官，岂会不知朝廷给鲍超的谥号是“忠壮”？如前文所述，有清一代，仅三个满东谈主于建国之初得谥“武襄”，是二百年间莫得一个汉东谈主能得到的好意思谥，这样的知识，薛氏又岂会不知？

那么他为何犯下一个如斯初级的诞妄？笔者以为莫得原因，因为他根柢不会、不可能犯这样的诞妄。一个以念念想文字为生的东谈主，不管我方的、别东谈主的也好，已经书写的、印刷的也罢，凡是有文字，都会变得相当严慎和明锐——试想一个从小学习八股文、一辈子都在跟案牍告示、纸翰墨砚打交谈之东谈主，是若何从一个唯有秀才身份的荆棘书生，干预到时为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幕府，也许就能显著了：若他连这种自撰文字中的初级诞妄都不成实时发现并改正，他又岂肯周旋于曾府七年、李府十年，并得到东主的器重和礼遇、最终赢得朝廷任命及重用的？

前文已述，尹隆河之战于鲍超至关紧要。此役简而述之，乃湘军将领鲍超与淮军将领刘铭传相约，于某时某地合击捻军，刘毁约贪功冒进，提前干预尹隆河战场紧要，被捻军打得一败涂地、陷于绝境之时，鲍军如约而至，奋战之下救出刘军。过后刘铭传养老鼠咬布袋，扭曲鲍超，鲍由是被解职。《清史稿·传记一百九十六》有载：“六年（同治六年，1867）正月，（鲍超）抵樊城，闻捻匪至，与淮军将刘铭传约期于安陆尹隆河夹攻。铭传先至，为贼所败，夷伤颇重。超至，击贼背，大破之。任柱、赖文光（皆捻军将领）遁走，俘其妻孥，夺回所失军装。超久为名将，铭传后起与之埒。是役超自以转败为胜有功，而铭传咎其后至，李鸿章右铭传，超大愤，称病。迭诏慰勉，曾国籓及鸿章驰书接踵。超终乞罢去军，所部三十营，令部将宋国永、唐仁廉分领。诏娄云庆代将，皆虑其军难制，赶走过半焉。”这一段不及两百字的正史记叙言不虚发，不错看到，恰是刘铭传以怨报德、倒打一耙，导致鲍超蒙冤，怀愁离开部队，而经他手创、以他的字“春霆”定名的声势赫赫的“霆军”，亦就此闭幕。

“鲍武襄”之称，出目下薛福成所著《庸盦国际文编》里，盦，即庵之古字，此书在薛福成病一火两年后的光绪廿二年（1896）发行。该书收录有《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一文，文中初次将鲍超称为了“鲍武襄”。该文是对于此役相配额外的第一手汉典，因此该文成为史家与军事家磋议尹隆河战役最要紧的史料。

尹隆河之战时，薛福成已入曾国藩幕，他与他的东主及同寅们，对于此战应该有过详备深入的了解与探讨；当他上万言书整宿成名被延入李鸿章幕府、来回到更多过去的参战东谈主员之后，他对于此战更有了一个簇新的视角，故而他详备地记叙了战役由始至终的统统进程，包括己方参战东谈主员的情愫变化等，他写谈：“然余遇铭军将士及跟班刘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战，一败涂地，总统营官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霆军搭救之功，实不可忘。议者于是叹刘公永恒不愿让东谈主，其气盛不挠，固不可及，而以怨报德为已甚也。”这是一段来自于己方参战东谈主员的话语记录，实在性龙套置疑——这些过去被捻军打得脱了帽子和战袍坐在地上等死的参战东谈主员在数年后回忆起过去的各类情形，对鲍超的支撑以及他其后的遭际，又是感恩，又是汗下，对刘铭传养老鼠咬布袋的活动极不以为然，于是造成了众口铄金的“皆云”。以致其中一些属于军中奥密之事，他也记录下来，如“刘公内惭，不不错言。自以訾謷霆军久，相见击贼，一败一胜，虑为霆军所笑。益恚不成自释，谋之主案牍者，具牍报大帅合肥李公……”——似这等栽赃的密事，除了刘铭传的知音幕僚，其他外东谈主根柢就不可能清爽。毫无疑问，他这样记叙是甚有风险的。其时鲍超已死，而龙腾虎跃的刘铭传（1836—1896）与鹤发之心的李鸿章（1823－1901），一个是己方阵营的同寅，一个是我方的老东家兼老指令，他犯的上为了叹息一个已死之东谈主的名誉而得罪谢世的我方东谈主吗？更况且这两个大活东谈主皆是位高权重之东谈主。这种矛盾的突破，约略就是他天然秉平直书、却在我方生前不将手稿发行的一种融合与均衡吧。

当“鲍武襄”之谓再次出现，是在薛福成所著的《庸盦条记》之中，此书凡六卷，订为史料、轶闻、述异、幽怪四类，此外还有官场、文苑等逸闻，及报刊汉典之编录，皆为薛氏平生见闻漫条纪录，其体例、分类及编目虽皆由作家亲手所定，然生前亦未发行，乃由其子薛慈明将遗稿交薛氏门东谈主萧山陈光淞校理，于光绪廿三年（1897）发行问世，此时距鲍超病故已十一年，薛氏也已病一火三载矣。“鲍武襄”出目下此书“史料”篇卷二的临了一段，一节名为“谈相”的著述中。这一节文字，除形容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骆秉章、李鸿章、曾国荃等闻明东谈主物的外形仪表气质特征外，也描写了鲍超的风姿：“罗忠节公，貌素不扬，目又短视，不善驰马；衡阳彭雪琴尚书，恂恂儒者，温顺好善乐施；谈州杨厚庵尚书，有趣深长，貌亦儒雅；鲍武襄公，躯干不逾中东谈主，文弱弱不禁风。四公之貌，皆与其行事不同，殆非平素所能磋议也。”这样的形容在其他的文件之中是未几见的，虽只寥寥几笔，但已寥若辰星如见，尤其形容鲍超“文弱弱不禁风”六字，与其他文件纪录中鲍超的“粗东谈主”形象大相径庭。文中所称罗忠节公，即湘军陆师早期的名将罗泽南；彭雪琴，即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杨厚庵，即湘军水师另一统领杨岳斌（早年作“杨载福”，因同治帝载淳登基，为护讳“载”字而更名）。薛福成在此处将鲍超这个四川籍将领称为“武襄公”，并与湘军中久为名将的罗、彭、杨三东谈主等量都不雅，寓指摘于文中，正所谓“春秋笔法”，其中对鲍超所暗含的抚玩、褒扬之情，尽在笔端。

现下回到钟云舫的楹联自己。钟氏在联中对鲍超勉力于唱和与拔高，将其与异代同期之名臣名将等量都不雅，如上联借取得朱仙镇大胜的抗金名将岳飞、安史之乱中服从睢阳并忠于包袱的张巡、取得顺昌大胜的南宋抗金名将刘锜来与鲍超伴随；下联又将彭玉麟、李鸿章、左宗棠等与鲍超同期代的闻明东谈主物拉来与他作衬等等，琳琅满目不一而足。钟氏更是用了“葅韩醢越”语，葅醢，即把东谈主剁成肉酱，谓汉高祖刘邦登基称帝之后，撤消异姓王韩信、彭越等功臣之事。韩信彭越皆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催性东谈主物，作家用此典，即隐射鲍超身遭“兔死狐烹”的悲催。

尤需注意的是，钟氏用了一个刻薄的典故来为鲍超鸣冤：“睢盱二五偶”。睢盱一词多义，在此处，犹言聚不雅、欢喜之状。“二五偶”之“偶”，或钟氏为对仗上联的“涤荡八千兵”刻意用之，盖典故原文为“二五耦”。耦，膨胀为二东谈主一组之意，而二五耦即一又比为奸、党豺为虐之意，此典出自《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唐突是说，春秋时晋献公当朝，晋国里面矛盾敏锐，斗争热烈，晋献公的宠妾骊姬通同献公所宠幸的梁五和东关嬖五，替我方的犬子夺取君位。梁五，嬖五，二东谈主皆行五，故时东谈主将此二东谈主称之为“二五耦”，讥其所行不当。钟云舫用此典，即指刘铭传和案牍先生串通一气倒置口舌扭曲鲍超，然后聚在通盘乐祸幸灾区看鲍超的下场——而这，赶巧发挥钟云舫或平直有瞻念看过、或迤逦听东谈主转述过薛福成《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一文，并对薛福成记叙的刘铭传“谋之主案牍者”的内情信之不疑，是以才在联顶用了“睢盱二五偶”这个典故，否则以他一个江津私塾先生的身份，如何得知这等瞒哄的军中内情？推想而知，钟氏联题里所谓的“鲍武襄”，也当来自此文。

《吊鲍武襄》联中“同抱敷天冤恨”句至关紧要，这即是钟云舫和鲍超运谈之中惟一的共同点：被东谈主谗谄。钟云舫曾被江津知事武文源规划谗谄，扣留于成都府巡检司待质所达两年之久，此联媒介中所云“久系南冠”即谓此，此联即作于此时——除了这个“冤恨”，二东谈主实无半点一样重复之处，乃实在的“风牛马不相及也”，是以钟氏才会在序中说“故籍此羽觞消予块垒”。

钟云舫对首称“鲍武襄”的薛福成应该有很高的认可感：率先是对他年事的认可，薛比钟大九岁，这年事恰如长兄，千里稳合手重；其次是对他出身的认可，二东谈主皆是秀才，且薛是二十岁得中（1858），钟赶巧亦然二十岁得中(1867)；其三，对他兴味疼爱的认可，薛所学甚杂，不乏经世济民的实用学问，尤其对西学素来垂青；而钟对西方科技也兴味浓厚，于数学、物理、化学等皆有涉猎；其四，对他身份地位的认可，算作一个秀才出身的书生，凭自身才智在曾府、李府周旋近二十年，并最终赢得朝廷任命成为酬酢使者，对于换取学历的钟氏而言，几乎便如励志的榜样；其五，对他东谈主格魔力的认可，他秉平直书的谈德不雅和正义感，让磊落率直、嫉恶如仇的钟云舫满意甚忠心服；临了，则是因薛福成对于鲍超灾荒遭际的深刻哀怜，让同被谗谄、“同抱敷天冤恨”的钟云舫有遇知交之感——综上所论，钟云舫对薛福成的高度认可，让他将称号“鲍武襄”这种春秋笔法沿用于我方的联题，比肩在了联稿的篇首，借此拔高鲍超声誉、为之鸣冤的同期也为我方声屈叫屈，借此一浇块垒，笔者以为此推论是当可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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